陕北子洲，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河谷深切、梁岇起伏。在由黄土、黄河、黄沙所组成的山形地貌中，有一镇因峪南大石碣中有双泉涌出，故名双湖峪。1902年，这里的一户李姓行医之家又添男丁，取名瑞廷，后改临铭。李临铭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山西汾阳铭义中学。该校为教会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来自晋南、陕北、保定的爱国青年学子在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22岁的李临铭在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安排他转回绥德四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26年9月，冯玉祥根据苏联建设军队的经验，筹建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派钱崝泉到绥德四师招收学生到刘郁芬部的兰州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绥德四师，是当时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在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的绥师校长李子洲的推荐下，钱崝泉一共招收了包括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在内的3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经宁夏奔赴兰州学习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的牛化东回忆，一路上和他接触最多的便是李临铭，“他每天给我一本小册子，让我学习一些党的文件和革命知识”，这带给牛化东诸多教益。

　　这时，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大部队即将分批经过宁夏开赴陕西解杨虎城之围，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因而，钱崝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的中共党组织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等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驻宁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宣传队的共产党人伏龙、肖明、李秉乾、陶新畲（陶梁）、马云堃等人，在到达银川后已经为尽快在银川建立党的组织做准备工作。同时，冯玉祥也将国民军联军机关报《中山日报》从包头迁移到银川，时任社长贾午以及郭伯瑞、贾一中、刘贯一、曹权、曹义等编辑和记者都是中共党员。留下来的5名中共党员与马云堃、贾一中共同成立了宁夏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做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主要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李临铭同时任常务主任。李临铭风趣地说：“咱这是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特别支部在银川鼓楼东北角房内办公，李临铭和马云堃住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

李临铭的牛皮药箱和墨盒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宁夏博物馆。　宁夏博物馆供图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在宁夏地区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开始。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李临铭常常拎着一个牛皮药箱，里面装有墨盒、玻璃药瓶、瓷质药罐等物品。他借行医之名传递情报，同时也利用这一隐藏身份推动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建立，先后发展党员8人、团员34人，为宁夏播下了革命火种。他还在集市亲自教群众唱《国际歌》，提高广大青年的革命觉悟，号召广大群众支援和参加国民革命，为宁夏革命作出了贡献。

　　1927年4月，蒋介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由于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及3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等原因，李临铭于5月返回定边。据《子洲县志》记载：“昼夜骑马逃出银川，但仍被追上。敌人将他一顿毒打后，以为临铭已死，便将他推下山沟。直到第二天临铭才苏醒，逃回定边。”但这一说法为孤证不可考，这段生死历程被永远尘封于历史的长河。

　　在革命低潮期，血雨腥风、杀机四布，李临铭遭遇过逮捕但未背叛革命，几经周折后最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后，李临铭在其胞兄李锦铭的中药铺行医抓药，以解决生计问题，同时也利用这个身份找寻党组织，内心极度苦闷。1948年子洲县进行土地改革时，李临铭的家庭被错定为地主。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刺激，导致其精神失常、语言失控，经常和村镇干部发生口角。1958年，子洲县法院以“为地主翻案、辱骂干部、干扰公务罪”判处李临铭有期徒刑5年，送靖边杨桥畔劳改场服刑。1959年8月，李临铭去世于服刑期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调查，在子洲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李临铭终获平反。

　　李临铭的光荣历史分别载入宁夏、陕西定边县和子洲县的史册。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汪晓慧